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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知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多元的文化观念”

    时间:2016/5/11 9:59:35  作者:  来源:  查看:121  评论:0

    五四新文化运动——“多元的文化观念”

    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肇始于明末清初,但不久即因清政府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而中断。西方文化再次传入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甚至在《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人们并不是在多元的文化观念下来认识中西或东西文化的。真正从多元的文化观念出发来认识东西或中西文化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大钊。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3期上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文中他提出:“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两种之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在这里,李大钊抛弃了中(中国文化)主西(西方文化)辅或西(西方文化)主中(中国文化)辅的思维模式,而认为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对于世界文明而言,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不能厚此薄彼。所以,他在文中对那种“东西民族因文明之不同,往往挟种族之僻见以自高而卑人”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并强调指出:“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

    继李大钊之后,对多元的文化观念作进一步阐述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胡适。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了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胡适开宗明义便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十六字”方针,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指出,“新思潮”亦即新文化运动的“唯一目的”是要“再造文明”,而要“再造文明”,除了研究“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的“种种问题”外,还要“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一方面要大力地“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另一方面要用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进行系统的整理,以便“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从胡适的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所要“再造”的“文明”,既非是纯粹的西方文明,也非是纯粹的中国的文明,而是由西方输入的种种“学理”和经过科学的方法整理后的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共同构成的“文明”,是西方文明和中国原有的文明的综合,二者缺一不可。这反映了新文化运动既要向西方学习、引进和吸收西方近代文化,又要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思想和主张。

    认为东西文化“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多元的文化观念的体现。

    新文化运动的多元的文化观念,不仅体现在对中西或东西文化的认识上,也体现在对儒家思想或文化的批判上。对于儒家思想或文化的批判,并非始于新文化运动,至少从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开始。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其名著《仁学》中,就揭露封建纲常名教的虚伪性道:“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乎!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然而仁之乱于名也,亦其势自然也。”在这里,谭嗣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纲常名教是“上”为了“制其下”而“创造”出来的,违背了自然法则与社会公理(仁)。皮嘉祐也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关系进行了批判,认为它违背了“人人平等,权权平等”的原则。他批驳那种认为“君臣平等,则尊卑不分;父子平等,则亲爱过薄;夫妇平等,则刚柔无别;兄弟平等,则长幼失序”的观点,是“见之迂而忧之深”。严复则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用西方的“平等”否定了中国的“三纲”。继19世纪末的维新派之后,20世纪初的革命派也批判过儒家思想或文化,当时的革命派写的一些文章甚至称儒家为“迂儒”“腐儒”“陋儒”“贱儒”,并对孔子指名道姓地进行公开批判,《新世纪》曾发表过一篇署名“绝圣”的文章,题目就叫作《排孔征言》。革命派之所以要批判孔子和儒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孔子和儒学是为专制制度服务的。《名说》一文指出:孔子“创为君臣之伦,忠义之说,定之为人纪人纲,制之为大经大法”,是适应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杀人于无形。《开通学术议》宣称:“孔子的说话都是叫人尊君亲上的”,一部《论语》的“根本观念盖在防人犯上作乱,欲使天下为忠臣孝子”,服服帖帖地顺从专制君主的统治。《排孔征言》强调:“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道统辨》认为:“宋儒尊三纲,定名分之说,可以有利于专制也。”正因为孔子和儒学是为专制制度服务的,两千多年来的独夫民贼都非常喜欢他们,利用他们来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

    从以上的引文来看,维新派和革命派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言论不可不谓激烈,但无论是19世纪末维新派,还是20世纪初革命派,都不是从多元的文化观念出发来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而是从儒家思想或文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护身符,因此我们要变革封建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或民主共和制度,就必须剥去封建专制主义的护身符这一认识出发来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

    真正从多元的文化观念出发来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是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创刊不久,即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孔子及其儒学。《新青年》之所以要批判孔子及其儒学,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的多元发展。1917年1月,陈独秀在《答吴又陵》的信中指出:“窃以为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于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不久,在《再答常乃德》的信中又写道:“孔学优点,仆末尚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末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说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斯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驰,不于报章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浸削,吾恐其敝将只有孔了而无中国也。即以国粹论,旧说九流并美,倘尚一尊,不独神州学术,不放光辉,即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

    正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从多元的文化观念出发,来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因此,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他们在批判儒家思想或文化的同时,又特别重视对中国历史上那些被儒家视之为异端邪学而受到打压的各种主义、思想、观念、学说、思潮和流派的发掘和研究,并以此希望再现春秋战国时期的“九流并美”、“百家争鸣”的局面。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指出:“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偕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因此,他主张开展对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各派的研究。

    总之,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或文化的批判,打破了传统社会“独尊儒学”的思想专制,颠覆了延续二千余年的儒家文化话语霸权,从而使历史上那些被儒家视之为异端邪学而受到打压的各种主义、思想、观念、学说、思潮和流派,又开始重新活跃在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上。这正如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所描绘:“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

    新文化运动不仅主张中国文化内部“九流并美”,共存竞争,反对儒学独尊,而且对西方文化内部的各家各派,持的也是兼容并包、多元共存的开放态度。

    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但在甲午战争前,传入的主要是西方的自然科学。这可以从洋务运动时期出版“西书”的类别看出。据研究者统计,1860年~1900年40年间,共出版各种“西书”555种,其中自然科学162种,占总数的29%,应用科学225种,占总数的41%,两者合计387种,占总数的70%,而社会科学只有123种,占总数的22%,其他45种,占总数的8%。甲午战争后,除自然科学外,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的书籍日益增多起来。以《译书经眼录》所收的书目为例,收入1900年至1904年所译书目491部,其中自然科学164部,占总数的33.4%,社会科学327部,占总数的66.6%。另据《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一书的统计,从1868年至1895年,中译日文书8种,几乎全是自然科学;1896年至1911年中译日文书共958种,其中自然科学(含应用科学)172种,约占总数的18%,社会科学786种,约占总数的82%。这些社会科学著作虽包括了哲学、历史、法学、文学、经济、政治、社会学等学科,但主要以政治和法学类为主。熊月之在研究了20世纪初“西学从东方涌来”后指出:当时中国人翻译来自日本的西书,“法学、政治学方面,译作最多,成效最大”。

    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如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宗教、心理学、地理学、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主义、思潮、学说、观念、理论,都先后传入了中国。比如,社会思潮方面,除晚清已传入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得到继续传播外,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出现了一个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当时的许多刊物,如《新青年》《每期评论》《新潮》《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新生活》《新社会》,和《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北京《晨报》副刊等,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或几篇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发表。当时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流派繁多,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潘蒂与罗素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等。在哲学方面,从古代希腊到当时流行的一些哲学思想和流派,都得了不同程度的传播。“以现代西方哲学来说,从新实在论到唯意志主义、国家主义、生命哲学、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无不输入进来了。”其中,实用主义哲学、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罗素哲学的传播最为广泛,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也最大。在文学方面,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各样的文艺思潮、创作方法和文学体式,这时也大量地涌进了中国,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立体派、未来派、问题剧、问题小说、短篇小说、杂文、随笔、杂感小品等。西方文艺思潮、创作方法和文学体式的大量涌入,促进了新文学社团和文艺刊物的蜂起。据统计,1921年到1923年,全国有各种文学社团40多个,文艺刊物50多种。而到了1925年,仅短短的两年期间,文学社团和文艺刊物就分别猛增到100多个(种)。其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影响最大,“文学研究会较多受俄国和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创造社主要倾向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这一时期,西学各门类以及各种主义、思潮、学说、观念、理论之所以能如此大规模的传入中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文化持的是一种兼容并包、多元共存的开放态度。《新青年》既介绍过杜威的实验主义(如胡适的《实验主义》,《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19日),也介绍过柏格森的哲学(如刘叔雅的《柏格森之哲学》,《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既肯定过法兰西的近世文明(如陈独秀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也赞美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如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既宣传过日本的新村主义(如周作人的《新村的精神》,《新青年》第7卷第2号),也宣传过科学的社会主义。在同一期(第6卷第5号,1915年5月)的《新青年》上,既刊发有黄凌霜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学说批评》,也登载了李大钊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如此等等。

    正因为新文化运动在对待中西或东西文化、中国文化内部各家各派、西方文化内部各家各派上持的都是多元的文化观念,主张“九流并美”,共存竞争,这才导致了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而“百家争鸣”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历史功绩。

     (作者郑大华系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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